2021年开始的房地产收缩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对于解决房地产问题态度坚决，不愿再推高房价泡沫，也不愿重回土地财政。今年是许多人第一次遭遇收入下降甚至被裁员。这有疫情的原因，因为城市服务业等私营部门受到重创，投资和消费愈发保守。然而，更多的下行压力是转型导致的。房地产去杠杆、加监管、强调经济安全和进口替代，多种改变同时发生，让许多人措手不及。在本轮调整中，政府努力将资源引至高新科技业，而非一般服务业和消费。以2020年为界，之前10年的大趋势是由工业转向服务业，从生产转向消费，收入迅速上涨。但过去三年的经济再平衡是反向的，资源明显回流工业，尤其是高新制造业。这种反转将对国民收入产生持久的影响。经济再平衡上一轮的经济再平衡始于2011年。此后的10年中，中国的服务业占比开始超过工业。同时，工资占GDP比重迅速上升。这是因为服务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远高于工业，因此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会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另外，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首次出现下降。工资上升，催生了繁荣的消费市场。2015年前后，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平台、电商、手机支付不断壮大，带动了快递、网络主播、网约车、网络教育等能够创造大量就业且工资较高的服务业。这也是中国消费升级和中产阶级壮大最快的10年。2022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为52%（包括定期支付的薪资、公司代付代缴的社保、公积金、以及各种方式的转移支付），和欧美国家有差距---欧美这个比例通常稳定在60%左右。2023年的前三个季度，中国的工资总量随着经济复苏有所回升，但多个行业工资增速下降。不同行业和工种也出现较大分化。政府和国企为了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扩招，然而受财政收入限制，平均工资低于往年。低技能的工人供给过剩，然而由于工资随行就市，就业并不困难。但高科技人才明显短缺，尤其在芯片和AI相关领域，工资增长还加速了。真正面临就业压力的群体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2024年的情况要更严峻，因为毕业生数量将达到创纪录的1179万人，比今年还要多21万。但学校专业与职业培训和市场需求脱节，这种矛盾在近几年更加突出。房地产、互联网和金融行业曾经能够提供大量职位来吸纳毕业生，但在过去三年均经历了重大调整，对于招聘更加谨慎。这也意味着市场上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就业供需失衡问题会继续扩大，从而压低工程师、程序员等岗位工资。宏观和微观的工资劳动力成本和工资本是同一个指标，却针锋相对。对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是个需要解决问题。如果人工成本太高，企业就会丧失竞争力，对国家而言就意味着产业链转移---转到工资更低的地方去。这也是为什么在后疫情时代，能够生产替代人工的机器或软件的企业表现出色。高新制造业也通常是资本密集型的，自动化程度高。受到中国最大力度政策支持的新能源产业链，自动化程度就远高于传统燃油车制造。在2022年，三一重工的员工成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为17%，而宁德时代的员工成本仅占8%。而在个体层面，工资是劳动者市场价值的体现，也是中国城市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22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4.9万，其中工资收入占60%（农村的这个数字为42%，已经是历年最高值）。对农村人来说，经营性收入（农业和做买卖）仍然重要，占收入比达35%（城市居民该比例仅为11%）。城镇居民的资产净收入占比约为11%，农村仅为3%。城市居民的资产性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在2001-2021之间，按照名义价格，中国房地产年回报率为9%。这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同期美国房地产年均回报率仅为5%。美国人的资产性收入占比比中国人高，约20%，但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人主要投资股市，而非房地产。从2001至今，美国股市年年均回报率为6%，而中国A股回报率为年均1.6%。工资增速在疫情前已经放缓了。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在2022年为6%，之前的十年平均工资增速为10%，再往前的十年增速为15%。最高峰的1994年，工资增速为35%。私营单位工资基数更低，近几年减速更快，在2022年增速仅为4%。尽管这对于企业生产并不是个坏消息，但也意味着消费者会尽可能的节省开支、压缩消费，最终会影响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未来几年，房地产和资本市场都难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大部分劳动者仍要依赖工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工资下降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普通人已经在未雨绸缪，银行存款大幅增长。目前的134万亿家庭存款中，大部分本来是用来买房的，未来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方向，其中有一部分会转化成消费。未来的趋势长期的工资趋势并不那么明确。一般情况下，人口下降，工资必然上升。中国今年的出生率达到了历史新低（1.3），甚至低于日本。但是，机器替代人的速度也加快了。疫情后，企业有更强的动力推行自动化。不仅规模制造业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服务业也开始用大数据、机器学习和 AI来代替部分人工。长期来看，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是同时下降的，并不清楚哪个会成为主导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短期内工资下降压力很大，因为经济减速本身就降低了劳动力需求，每年的毕业生数量还在上升，这会拉低工资增速。从历史经验看，服务业越发达，国民收入占比越高，消费越繁荣。而目前的经济转型是重制造业而轻消费的，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工资和消费增速会下降。例如俄罗斯严重依赖重工业的经济结构是抑制其消费的重要原因。然而，长期来看，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收入增长的基础。这是因为工业有资本深化的能力，并可以带动发展服务业中利润最高的行业，包括金融、云计算、法律、租赁和工业设计。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率很高。2022年，制造业用28%的就业创造了33%的增加值，但平均工资比服务业低15%。制造业的大部分工作偏中低端。尽管高端职位比如能够编程、研发或者操控数控机床的工人需求高速增长，但总量偏低。2022年，制造业就业约为1.8亿人，其中高端制造业占比很小。根据官方数据粗略推算，芯片行业就业约为80万人，人工智能行业100万人，医药制造业500万人，航空航天10万人。新能源产业链（包括电池、光伏、电动车、风电组件、充电桩等）创造就业约为1300万人。这几大类高新科技产业创造就业约2千万。同年，服务业就业为3. 5亿人。目前的宏观政策重视长期效果，但长期科技进步需要大量社会资源投入，短期内可能会抑制收入增长。消费市场中有一个长期趋势是支持工资增长的，即私人支出越来越多地流向服务而非商品。中国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产能过剩，打价格战成为行业常态。尽管低端服务业，如餐馆或者外卖，都处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但是高端服务是普遍短缺的，如教育、医疗、养老、护工，甚至高端餐饮服务都和发达国家有巨大差距。服务要比商品贵得多，而且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劳动力更难被机器代替。我们也要注意到政策的多个维度。2022年8月，财政部发文要求金融企业要积极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结构，合理控制岗位分配级差，有效平衡好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分配关系，并加大向一线员工、基层员工的倾斜力度。头部券商积极响应。2022年，中金公司人均薪酬下降20万元，中信建投人均下降10万元。尽管降完之后，券商整体薪酬仍属于行业最高水平，但对整体消费市场的影响不可忽视。其他高薪行业的人群，包括企业家，为了防止未来类似政策的影响，对风险的容忍度和边际消费倾向都会降低。文章来源：FT中文网